中印文学传统悠久而辉煌。由古至今，其文学交流迄未间断。中国文学自印度文学大量吸收营养，在佛教东流之后，从语汇到修辞，从题材到体裁，即便审美取向也深受佛教与印度文学的感染。作者多年从事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主要是影响比较，并得益于前辈的示范，将点点滴滴的心得连缀成篇，按时间、地域顺序排列起来：从汉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又从汉地文学到少数民族文学。然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是一片无限辽阔的原野，有无数土地在等待着耕耘。这里，作者仅力争说明三个问题：一、传都是中印古代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二、佛教的流向决定了古代中国文学较多受印度文学，尤其是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三、近现代中印文学的交流是双向的。

本书作者主要用考古学方法,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塔窟为中心对两国佛石窟寺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全共共六章，插图235幅，照片150张。 本书对深入探讨中印两国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的友好往还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中印佛教史、东方艺术史、中印建筑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中西交通史等的研究，可提供具体而形象的材料。同时，它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国与南亚的地区和国家关系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是作者研究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集，包括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和大小乘问题，释迦牟尼时代以后的提婆达多派，说一切有部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论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的性质，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扶南沙门曼陀罗事迹勾沉，题敦煌本《南海寄归内法传》，法显与佛教律在汉地的传承，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关于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的几种佛经，佛教神话中的“字书”，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从安然的著作看中国唐代的悉昙之学，锦绮之花：关于古代佛经的翻译，“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都广之野”、“建木”与“日中无影”，佛教的“中心观”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优越感，佛教观念中的“众生”与“民族”，还有关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玄策事迹钩沉》等著作...(展开全部)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是作者研究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集，包括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和大小乘问题，释迦牟尼时代以后的提婆达多派，说一切有部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论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的性质，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传统，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扶南沙门曼陀罗事迹勾沉，题敦煌本《南海寄归内法传》，法显与佛教律在汉地的传承，论阿富汗新发现的佉卢文佛教经卷，关于法显从斯里兰卡带回的几种佛经，佛教神话中的“字书”，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义净的“四十九字”，从安然的著作看中国唐代的悉昙之学，锦绮之花：关于古代佛经的翻译，“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都广之野”、“建木”与“日中无影”，佛教的“中心观”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优越感，佛教观念中的“众生”与“民族”，还有关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玄策事迹钩沉》等著作...(展开全部)

本书在全面搜集并科学整理秦汉印章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简牍、帛书、铜器、石刻等篆隶文字资料，对汉印文字中的讹变、混同等变化现象作系统深入研究。例证丰富，论述详明。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为释读秦汉文字中的疑难字总结了字形变化的成例，在篆刻艺术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本书试图对比较文学进行一种既简洁又全面的介绍，其中涉及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特点等诸多问题，既有对学科基本规定性的探讨，又有在中西两大文学系统之间探寻不同民族文学本质特征的共同规律性问题，将理论阐释与具体作品分析相结合，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外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实例，举一反三，窥斑见豹，既有学术气息又表现出较强的知识性与文化积累性，既可作为教学教辅书，也可供其他文学爱好者参考借鉴。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编着重探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以及比较文学教学与教材建设问题，下编集中于译介学研究，包括对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以及对当代中外译学理论的探讨。这些论文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作者谢天振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轨迹，也比较集中且具体地展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作者在比较文学与译介学两大研究领域一些原创性学术观点提出的过程。同时，这些论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比较文学界的“翻译转向”和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的研究态势。